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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这番话,为何让公知张鸣勃然大怒?(二)(转载)

2020-01-30 | 人围观

姜文这番话,为何让公知张鸣勃然大怒?
  2014-12-19 15:11:57 来源:华岳论坛 作者:黎阳

  专访姜文:民国其实没那么了不起

  “他们为什么不反抗?”
  税吏拥有警察权力,能够逮捕任何欠租欠税的农民。不愿意被关进监狱的佃户不得不从放高利贷的人那里借钱,而且地主本人往往就是税吏。半年到期的借款,本息合并计算高达原来借款数目的400%,一年到期的借款则为700%。土地税有时预征60年。
  农民的耕地平均每户大约不足两英亩。每户年收入平均不足中国法币240元、约相当于60美元。农民的平均收入并不比中国的雇工多。雇工的收入充其量每天不足中国法币两角钱,约合美元四分。
  我向自己问道,“他们为什么不反抗?”“他们为什么不组成一直浩浩荡荡的大军、向那些只知道向他们征收苛捐杂税而不让他们吃饱、只知道夺取他们的土地而不会修复灌溉水渠的恶棍们发起进攻呢?他们为什么不冲进大城市去抢那些买了他们妻儿、那些当正直的人忍饥挨饿而他们却继续狼吞虎咽地饱餐三十六道菜的筵席的人呢?”我对他们的消极态度迷惑不解。有一个时期,我以为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促使一个中国人起来斗争。
  我错了。中国农民并不消极,他不是一个懦夫。如果有方法、有组织、有领导、有可行的计划、有希望——而且有武器,他们是会起来战斗的。
  (注:张鸣说“过去说北洋军阀,多少带有污名化的意味”、“北洋军人,曾经是中国的精英”、“在各地的统治中,做了很多的事情”、“都有很多贡献,很多建设”、“大多数军阀都还可以,至少对当地老百姓,他们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糟”。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对军阀的评价是“军阀统治下一片恐怖,那种麻木不仁、暴虐和后果严重的无能,是本世纪任何其他地方所不及的”——谁的话可信?)
  为什么张鸣这些文人“公知”如此喜欢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公知”的天堂、老百姓的地狱的“民国”?道理很简单:“存在决定意识”。文人“公知”的利益跟国家统一安定完全矛盾——“三顾茅庐”发生在什么时候?天下大乱的时候。天下越大乱、军阀越混战,文人“公知”身价越高:各路军阀为争天下纷纷竞相“礼贤下士”、“招揽人才”,至少整体上不敢得罪这帮善于呼风唤雨制造舆论的大爷。难怪文人“公知”从来不喜欢中国统一而欢迎中国四分五裂。难怪他们大骂秦始皇统一中国、大骂毛泽东统一中国、大赞春秋战国的互相征战杀戮导致了百家争鸣。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倒霉的是老百姓,得意的是文人“公知”。只有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才有“三顾茅庐”的需要,才有“礼贤下士”的需要,才有靠文人“公知”造舆论收人心的需要,才有文人“公知”的利益最大化,才有“对知识分子倒是十分的客气。哪怕在财政上捉襟见肘,也从来不曾亏欠这些专家学者们的薪水”、“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色彩斑斓的时代”、“民主受尊重的时代”、“读书人精神和肉体,无比舒泰”、“活得人模人样的”、“给了他们创造的空间,也给了他们批评的空间、“没这个胆量,去给文人们的嘴上贴封条”、“一篇社论就是能左右国内舆论”……如果天下不乱、国家发展,则需要的是“改变世界”的人才,而不是文人“公知”这些专门制造废纸、废话、废料的“三废专业户”。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死的是普通老百姓,文人“公知”却能享受特权。这样利益关系决定文人“公知”惟恐天下不乱,对中国分裂崩溃天下大乱军阀混战举双手欢迎,所以才会大加美化——民国时期好不好只能以文人“公知”的好坏标准为标准。既然民国时期文人“公知” 们“活得人模人样的”,那民国就得好,不好也必须说好。至于绝大多数老百姓在民国的死活则算个屁——“屁民”、“愚民”、“垃圾人口”、“你就不配活着!”……这一举就把文人“公知”的自私自利、冷酷无情、卑鄙无耻、阴险毒辣等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从人大张鸣的这番表演可以知道文人“公知”的规律:第一从来不说天下大乱、国家分裂、内战动荡有多坏,从来都说这不但没什么可怕,而且很美好;第二从来都说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如“民主”,分裂就分裂,大乱就大乱;第三从来都是说分裂动乱将会是暂时的,好象“国家安定统一”就在文人“公知”兜里装着,想拿出来随时可以拿出来,而决不告诉老百姓:前阿拉伯世界、奥匈帝国、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前苏联等国的历史证明,国家分裂容易统一难;动乱容易安定难。在当今世界环境下,大国一旦陷入分裂动乱,想恢复统一安定不是几乎不可能,就是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归根到底,要“公知”的自由,不要老百姓的命。
  如果你是普通老百姓,你的选择是什么?“公知”的自由,还是老百姓的命?

  人大张鸣说:“的确,民国没什么了不起,国家穷,政府乱,还受外国人的欺负。但是,民国有自由,知识人,尤其是姜文这样的电影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搞创作,电影拍出来,只要不是诲淫诲盗,不用担心审查通不过”。(2014.12.16. http://t.qq.com/p/t/462332069039639)

  “民国的北洋时期,在文化文艺方面,基本上不存在任何政府审查。国民党时期有一些限制,但大学里可以教马列主义,出版社可以出毛的著作,对报刊和电影的审查,只是局部性的。左翼文学和左翼电影,非常张扬。如果连这个常识都不承认,我没话说喷吧!”(2014.12.17.http://t.qq.com/p/t/458720110159625)

  民国有自由吗?也有也没有,有人有有人没有,要看是谁——“精英”有,百姓没有;“上等人”有,“下等人”没有;阔人有,穷人没有;军阀土匪、达官贵人、文人“公知”有,小民百姓没有;极少数人有,绝大多数人没有;一切取决于阶级地位。至于张鸣所谓的“电影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搞创作、不用担心审查通不过”、“基本上不存在任何政府审查”、“大学里可以教马列主义,出版社可以出毛的著作,对报刊和电影的审查,只是局部性的。左翼文学和左翼电影,非常张扬”之类则纯属捏造,公然撒谎——随便翻翻鲁迅全集和手头的一些资料,查出的历史事实就足以让人们看清民国有何种“自由”:

  1.言论出版“自由”:


  ——1927年国民党当局成立“电影审阅委员会”;

  ——1930年国民党当局颁布《电影检查法》;

  ——1931年2月7日,国民党政府于上海龙华秘密枪杀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和白莽(殷夫)等五名左翼青年作家。鲁迅为此著文《为了忘却的记念》:

  “两年前的此时,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们的五个青年作家同时遇害的时候。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只在《文艺新闻》上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要写下去,在中国的现在,还是没有写处的。”“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

  ——1932年6月30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上海各影片公司发出了禁拍抗日影片的“通令”,“通令”宣称:“以后关于战争及含有革命性之影片,均在禁摄之列。

  ——1934年2月19日,国民党当局一次就下令禁书149种和9名外国作家作品(详细名录见附录一)

  ——1934年5月,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设立“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又名“书籍杂志检查处”)。

  ——1935年《新生》报的《闲话皇帝》引来日本抗议,国民党当局吓破了胆,立即雷厉风行严加惩处:该报禁售,该社封门,编辑杜重远判处徒刑不准上诉,七位审查官革职,派人到各书店里大搜涉及日本的旧书,墙壁上贴满了“敦睦邦交”的告示。(见附录二)

  ——“1929一1936年间,458种自由主义的著作被查禁,通常加给它们的罪名是:鼓吹阶级斗争,诽谤官方,或者是‘无产阶级文学’……1936年,国民党中央出版署列出了已被查禁的676种社会科学出版物。那十年间,总计约有1800种书籍或杂志被查禁”——[美]易劳逸:《流产的革命》(见附录三)

  ——“淞沪警察厅规定,须将剧本或说明书送警察厅审核,‘如有奸盗邪淫妨碍风俗之影片,应即禁止开演”。同时规定,影院男女宾座位不得紊乱,放映时间以晚12时为限。警员可随时在场监视,凡违背本规则者,依法处罚,或勒令关张’”。

  ——“三年前的新月社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类的境遇。他们引经据典,对于党国有了一点微词,虽然引的大抵是英国经典,但何尝有丝毫不利于党国的恶意,不过说:‘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儿脏,应该洗它一洗’罢了。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来了一嘴的马粪:国报同声致讨,连《新月》杂志也遭殃。但新月社究竟是文人学士的团体,这时就也来了一大堆引据三民主义,辨明心迹的‘离骚经’。现在好了,吐出马粪,换塞甜头,有的顾问,有的教授,有的秘书,有的大学院长,言论自由,《新月》也满是所谓‘为文艺的文艺’了。”(鲁迅:“言论自由的界限”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2.衣食住行的“自由”:


  ——穿衣“自由”:

  (1).蒋介石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七日手令国民党江西省政府颁布的《取缔妇女奇装异服办法》中规定:“裤长最短须过膝四寸,不得露腿赤足。”(注:“蒋委员长”的“最高指示”!)当时重庆、北平等地也禁止“女子裸膝露肘”。

  (2).《论语》半月刊第十八期(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古香斋”栏转载:“杨森治下营山县长罗象翥禁穿长衫令”说:“查自本军接防以来,业经军长通令戍区民众,齐着短服在案。……着自四月十六日起,由公安局派队,随带剪刀,于城厢内外梭巡,遇有玩视禁令,仍着长服者,立即执行剪衣,勿稍瞻徇。”(注:比红卫兵的“破四旧”先进了多少年?)


  (3).据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四日《新生》周刊第一卷第十期载:“杭(州)市发见摩登破坏铁血团,以硝镪水毁人摩登衣服,并发警告服用洋货的摩登士女书”。当时北京、上海等地都出现过这类事。

  ——专业“自由”:一九三三年五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命令各大学限制招收文法科学生,令文中说:“吾国数千年来尚文积习,相沿既深,求学者因以是为趋向,而文法等科又设备较简,办学者亦往往避难就易,遂致侧重人文,忽视生产,形成人才过剩与缺乏之矛盾现象。”(据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二日《申报》)

  ——使用文具的“自由”: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大晚报》载路透社广州电:广东、广西省当局为“挽回利权”,禁止学生使用自来水笔、铅笔等进口文具,改用毛笔。

  ——男女交往“自由”:一九三四年七月,国民党广东舰队司令张之英等向广东省政府提议禁止男女同场游泳,曾由广州市公安局通令实施。同时又有自称“蚁民”的黄维新,拟具了分别男女界限的五项办法,呈请国民党广东政治研究会采用:(一)禁止男女同车;(二)禁止酒楼茶肆男女同食;(三)禁止旅客男女同住;(四)禁止军民人等男女同行;(五)禁止男女同演影片,并分男女游乐场所。

  ——科学“自由”、不迷信“自由”:一九三四年夏天,南方大旱,南通农民筑泥龙烧香祈雨、苏州举行小白龙出游等报道。作法求雨,国民党政府在当年七月请第九世班禅喇嘛、安钦活沸等在南京、汤山等处祈祷求雨。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九日《大晚报?社会一周间》载:“(浙江)余姚各乡,近因大旱,该区陡镇农民五百余,吾客乡农民千余,联合举办迎神赛会祈雨。路经各处,均不准乡民戴帽,否则即用刀枪猛砍!”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上海一些“慈善家”及僧人发起“全国各省市亢旱成灾区祈雨消灾大会”,由“第六十三代天师张瑞龄”作法求雨。一九三四年七月上海一些团体联合呈请市政府及江浙两省府下令“断屠一周”。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六日《申报》载:“余姚陡小学校长兼党部常委徐一清,因劝阻农民迎神祈雨,激动众怒。十二日晚五时,被千余农民殴毙,投入河中;嗣又打捞上岸,咬断喉管。”

  3.游行示威请愿爱国的“自由”:


  ——1926年3月18日,北洋军阀政府在北京向游行学生开枪,死伤数百人。鲁迅为此写了:“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1931年12月,国民党当局大肆镇压情愿收复东北的学生,死伤多人。鲁迅为此著文“友邦惊诧”论:

  只要略有知觉的人就都知道:这回学生的请愿,是因为日本占据了辽吉,南京政府束手无策,单会去哀求国联,而国联却正和日本是一伙。读书呀,读书呀,不错,学生是应该读书的,但一面也要大人老爷们不至于葬送土地,这才能够安心读书。报上不是说过,东北大学逃散,冯庸大学逃散,日本兵看见学生模样的就枪毙吗?放下书包来请愿,真是已经可怜之至。不道国民党政府却在十二月十八日通电各地军政当局文里,又加上他们“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中委,拦劫汽车,横击路人及公务人员,私逮刑讯,社会秩序,悉被破坏”的罪名,而且指出结果,说是“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

  ——1933年9月贵阳国民党当局用汽车冲轧纪念九一八事件的学生,造成小学生多人死亡。事后他们严密检查邮电,消息在惨案发生后二十余日才由重庆传出。鲁迅为此著文“冲”(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十三日的新闻上载着贵阳通信说,九一八纪念,各校学生集合游行,教育厅长谭星阁临事张皇,乃派兵分据街口,另以汽车多辆,向行列冲去,于是发生惨剧,死学生二人,伤四十余,其中以正谊小学学生为最多,年仅十龄上下耳。

  “冲”是最爽利的战法,一队汽车,横冲直撞,使敌人死伤在车轮下,多么简截;“冲”也是最威武的行为,机关一扳,风驰电掣,使对手想回避也来不及,多么英雄。各国的兵警,喜欢用水龙冲,俄皇曾用哥萨克马队冲,都是快举。各地租界上我们有时会看见外国兵的坦克车在出巡,这就是倘不恭顺,便要来冲的家伙。

  汽车虽然并非冲锋的利器,但幸而敌人却是小学生,一匹疲驴,真上战场是万万不行的,不过在嫩草地上飞跑,骑士坐在上面暗呜叱咤,却还很能胜任愉快,虽然有些人见了,难免觉得滑稽。

  十龄上下的孩子会造反,本来也难免觉得滑稽的。但我们中国是常出神童的地方,一岁能画,两岁能诗,七龄童做戏,十龄童从军,十几龄童做委员,原是常有的事实;连七八岁的女孩也会被凌辱,从别人看来,是等于“年方花信”的了。

  况且“冲”的时候,倘使对面是能够有些抵抗的人,那就汽车会弄得不爽利,冲者也就不英雄,所以敌人总须选得嫩弱。流氓欺乡下老,洋人打中国人,教育厅长冲小学生,都是善于克敌的豪杰。

  “身当其冲”,先前好像不过一句空话,现在却应验了,这应验不但在成人,而且到了小孩子。“婴儿杀戮”算是一种罪恶,已经是过去的事,将乳儿抛上空中去,接以枪尖,不过看作一种玩把戏的日子,恐怕也就不远了罢。

  4.逃命的“自由”:


  ——摘自鲁迅:“逃的辩护”(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

  我们还记得,自前年冬天以来,学生是怎么闹的,有的要南来,有的要北上,南来北上,都不给开车。待到到得首都,顿首请愿,却不料“为反动派所利用”,许多头都恰巧“碰”在刺刀和枪柄上,有的竟“自行失足落水”而死了。验尸之后,报告书上说道,“身上五色”。我实在不懂。

  还要开除,还要告诉家长,还要劝进研究室。一年以来,好了,总算安静了。但不料榆关失了守,上海还远,北平却不行了,因为连研究室也有了危险。住在上海的人们想必记得的,去年二月的暨南大学,劳动大学,同济大学……,研究室里还坐得住么?北平的大学生是知道的,并且有记性,这回不再用头来“碰”刺刀和枪柄了,也不再想“自行失足落水”,弄得“身上五色”了,却发明了一种新方法,是:大家走散,各自回家。这正是这几年来的教育显了成效。然而又有人来骂了。童子军还在烈士们的挽联上,说他们“遗臭万年”。


  5.人权人身“自由”


  ——“我同一位在耶鲁大学受过教育的经济学教授马寅初谈过话。抗战以前,这个独裁者曾把马教授请到他的官邸,请其私下指教经济问题,就象他请传教士教他神学或者请普鲁士人教他步兵战术那样。马寅初认为,他同蒋介石关系密切。但是抗战期间,当他在大学讲课时,他开始指责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这时蒋再次请马寅初吃饭,讨论经济问题。饭后,在马寅初乘坐这位独裁者的轿车回家时,坐在前排座位的两个带枪的人对他说,他已经被捕了。为此,他有两年时间未能与家人相聚。”(《探索历史》摘录,[美]白修德,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版,127-128页)


  ——“由于失算、忽视和冷漠,估计有二三百万的农民被活活饿死。”“白修德的愤怒无以言表。在由郑州返回重庆途径的第一个电报局,洛阳电报局,白修德义愤难平,向《时代》周刊本部匆促发稿。按照惯例,国民党中宣部要例行检查。凑巧的是,这份电报竟躲过国民党严密的新闻检查,顺利发到纽约。”“1943年3月,白氏的报道出现在《时代》周刊上,欧美舆论顿时大哗。时值宋美龄在美国各地进行奢侈的筹资旅行,看到白修德的报道,她十分恼火,要求《时代》周刊的发行人亨利·卢斯解职白修德。”“于是一些人头开始落地。第一颗人头不是别人,正是洛阳电报局的发报员,因为是他‘泄露机密’!”(《新闻与幻想——白修德传》摘录,乔伊斯·霍夫曼著,胡友珍、马碧英译,2001年1月新华出版社出版)(注:电报局的发报员正常发电报居然送了命——如此“言论自由”!)

  ——“当《语丝》登载攻击复旦大学的来函时,我正是编辑,开罪不少。为了自由大同盟而呈请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也是浙江省党部发起的,但至今还没有呈请发掘祖坟,总算党恩高厚。”(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的白色恐怖(见附录四)。

  ——抗战期间一个小女孩失手打碎了一个暖水瓶就给全家带来了灭顶之灾(见附录五)。

  ——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6.出版“自由”


  ——哪个出版商敢不识抬举沾上“红”和“左”的边,那个出版商就得准备挨砸,更甭说象张鸣说的“大学里可以教马列主义,出版社可以出毛的著作”了。鲁迅的文章“《准风月谈》后记”和“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中有专门记叙。(见附录六)

  上述事实虽然不过是沧海一粟,却足以证明人民大学的“公知”张鸣所谓的“民国有自由”、知识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搞创作”、“不用担心审查通不过”、“大学里可以教马列主义,出版社可以出毛的著作,对报刊和电影的审查,只是局部性的。左翼文学和左翼电影,非常张扬。”之类斩钉截铁全是凭空捏造。

  张鸣号称学历史的,但在历史问题专门撒谎,尤其爱在民国问题上撒谎。在张鸣口中笔下,民国简直好得不得了:

  “过去说北洋军阀,多少带有污名化的意味”、“北洋军人,曾经是中国的精英”、“做了很多的事情”、“都有很多贡献,很多建设”、“大多数军阀都还可以,至少对当地老百姓,他们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糟”、“吴佩孚就比较好,不花钱,阎锡山也是,他把山西当成国家来建,自己却不怎么用钱,把山西建得很棒”、“段祺瑞就很好,不抽大烟,也不赌博、贪污,他也不需要钱,甚至不买房子、不置地、不搞产业”、“孙传芳,待人接物,极其绅士,他治下的江南父老,对他个个称道”、“满口五常八德的吴佩孚,偏偏要声援五四学生。执意复辟清朝的张勋,对他的家乡人,好得不得了。满嘴粗话的张作霖,进了他拿钱办的学堂见先生,却一个劲儿地鞠躬作揖。用水龙头给部下洗礼的冯玉祥,掌兵十万,自己却总是穿着士兵的粗布衣裳。连帮会中人,也有杜月笙和范哈儿这样的可人,令学商各界翘楚,称道不已。国学大师章太炎总统和 都不放在眼里,偏偏要给杜月笙的家谱作序”、“在国民党政府控制下的黄色工会,不再替工人说话或者组织罢工时,杜月笙和他的门徒就承担了这个惹事的买卖”、“为了支持这些罢工,杜月笙甚至不惜冒跟政府当局搞翻的危险”、“黑社会也自然会以下层社会的执法者面目出现,在很多场合充当裁判”、“北洋政府的那些军阀们,虽然外表看起来颇为粗野鲁莽,彼此之间总是打来杀去的,但对知识分子倒是十分的客气。哪怕在财政上捉襟见肘,也从来不曾亏欠这些专家学者们的薪水”、“现在民国很让我们怀念的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他们都对政府保有很强的批判精神”、“那时候知识分子的力量大,《大公报》一篇社论就是能左右国内舆论”、“一个社会发育完善的国家,即使没有政府,也能运转良好”、“民国是个乱世,但这个乱世有自由。因此,教育和文化都很有起色”、“民国的自由,源于文化上的开放和解放”、“读书人精神和肉体,无比舒泰,创造力陡然增加”、“民国的文化艺术和教育领域,人才辈出。后来称之为大师的人物,个顶个都是民国的产物。”“这样的自由,不仅让文化人得意,其他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活泛起来。军阀、流氓、土匪、商人、掮客、买办,无论人坏人好,都很有性格,随便拎出一个来,就都有故事,个性鲜明。一句话,活得人模人样的”、“这就是民国,一个说不完、也说不清的时代,一个有故事,有个性的时代”

  为什么张鸣对民国如此一往情深?简单得很:他爹是民国的“国军”军官,如果不是共产党,他这个“民国”的“官二代”早就飞黄腾达了——“张鸣的父亲是国民党新六军少校军需官,辽沈战役时被俘”(“南风窗网”2014-01-07);“我父亲当年也是在东北,也是国民党军官,但是我父亲没有逃掉,王鼎钧先生逃了”,“否则他就真是天地九天之上、九天之下两重天,就跟我父亲的命运差不多的样子”(张鸣在 “一代中国人的眼睛——《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读书会”上发言)——看见了吧?张鸣心目中自己本来应是“九天之上”的人上人,全因为毛泽东、共产党才从“九天之上”一跟头栽到了“九天之下”。这才是不折不扣的阶级仇、家族恨,势不两立,水火不相容,绝对不共戴天。

  难怪张鸣一提毛泽东就咬牙切齿恨恨骂不绝口:“中国人不脱毛,不管怎么装文明,都是猴子”、“只要当局还在把毛的幽灵当圣物,这个国家没法有共识”、“母亲节,去毛,别再让中国的母亲哭泣”,难怪张鸣这个学历史的最容不得历史事实,一碰到共产党历史就要咬牙切齿——“列强跟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1943年就都废除了。但49年后,毛跟苏联签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却是一个新的不平等条约。把蒙古不经公民投票就让其独立,承认苏联控制中东铁路,租借大连,承认苏联在新疆的特殊地位。这样的条约,难道说不是不平等条约吗?”(2013.2.5.)——“把蒙古不经公民投票就让其独立,承认苏联控制中东铁路,租借大连,承认苏联在新疆的特殊地位”分明是“蒋委员长”1945年干的,张鸣这个“历史教授”岂能不知?明知还要如此凭空捏造,显然不是无知,而是“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仇恨比偏见更加疯狂盲目”。

  毛泽东说“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果然一点不假。难怪张鸣一提共产党就来火,一提毛泽东就咬牙,一提“人民群众”就一肚子不自在。他眼睛里的民国只有“文化人得意”、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军阀、流氓、土匪、商人、掮客、买办都“活得人模人样的”,所以当然好得不得了。这就是“公知”的“常识”与历史事实的区别。

  不知坚持让张鸣这样如此仇恨共产党、如此热爱国民党的“民国”的国民党“官二代”专门向青年人灌输反共仇恨、怀念民国“自由”的人,是不是也跟国民党的“民国”有什么瓜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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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禁书清单
  附录二:《闲话皇帝》事件
  附录三:《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摘要
  附录四:陶承回顾白色恐怖
  附录五:从一小女孩摔破水瓶看蒋介石为何失天下
  附录六:打砸抢出版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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